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报告摘要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梳理和分析建国50多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经验，总结教训，探索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对策，为“2049计划”的有效实施提供借鉴和政策建议。
　　本课题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放在历史的“纵坐标”上进行对比，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第二阶段为文化大革命的10年；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的25年。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起步阶段，在“科学大众化”的基本思想指导下，经历了过渡期（1949～1956）和探索期（1956～1966）两个阶段，建立了科学普及的主导机构和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掀起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阶段是我国经济、科技、文教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被扭曲，畸形发展。科教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不仅破坏了17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成果，使广大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而且还耽误了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陷入人散、网破、线断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我国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新时期。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上，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社会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1977～1984），在结束10年内乱后，党和国家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走上了正轨，恢复了机构，健全了机制，迎来科学家的春天，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工作。第二个时期（1984年至今），是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根据新形势，国家对科技和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加大了投入，引入了市场机制，提高了效率，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中的某些弊端，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负面影响也比较突出，因此，为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我国政府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进行了积极探索。
　　建国50多年来，我国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科学、稳定的指导思想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成绩的基本前提；（2）建立合理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体制是重要的制度保障；（3）体现“三贴近”原则，从现实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内容是现实操作的基础；（4）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主体的多样化确保了这一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和长期性；（5）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灵活的组织形式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良好的科学氛围，形成学习科学、崇尚科学、使用科学、宣传科学的良好风气的重要保证；（6）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科学素质的教育和普及、注重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经费投入、培养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等实际操作中的做法，都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宝贵经验。
　　由于包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因而不免留下了一些值得深刻认识和反思的教训。主要表现为：（1）公共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本属性认识偏差，将其认为是单一的公共品；（2）工具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偏差，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取向，“以人为本”的精神长期缺失；（3）政治化。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运行机制偏差，强调政治动员为主，从而导致了其成为运动式而非经常性，忽冷忽热而非持续性的弊端，结果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制度性约束长期缺失，发展极不平衡，供给形态单一，缺少现实的针对性和层次性；（4）计划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资源配置方式偏差，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几乎所有物品的供给均被置于完全的计划体制的约束之下，而且往往是配合某种形式的运动而生产并供给的，从而导致其受资源的约束性极强，其持续性、丰富性、层次性等也受到极大约束，发展和布局极不平衡，公平性也受到极大影响；（5）组织化。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形态偏差，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培养的实现方式基本上是组织化的，由于重视程度和实施力度的千差万别，造成公民科学建设在公民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6）形式化。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评价机制偏差，由于受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体制约束和运行机制的限制，尤其基本采用的是阶段性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要实施方式的单项目运作，使项目的特定性、条块分割、责任界限不明确、处罚和奖励机制缺失，操作不能落到实处，虎头蛇尾，形式主义泛滥；（7）直线型。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运行平台建设偏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利运行方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直线型，加之条条之间彼此缺少沟通和联系，块块之间各自为阵，互不隶属和关联，从而造成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础平台建设和布局缺少整体的布局和规划，有些地区建设重复，资源浪费严重；（8）外塑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激励机制偏差，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作为公共品而向社会供给，完全取决于由国家规划且由国家发动和组织实施，并有国家强制力以直接命令的方式加以传达和实施，其驱动力完全是外部强加于公民个人，即其激励机制是外部强制力，这种外塑性的驱动力难以与公民内源性需求相统一，无法满足公民个人的物资与精神需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构成对公民个人的亲和力，从而无法确保成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观确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基本目标之一。新的《宪法》修正案又以“人本” 精神为主线，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国家根本***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为此，我们必须抓住“***入宪”这一重大的历史机遇，以***理论和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发展观为主线，将“以人为本”的精神贯穿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纲要，即“2049计划”之中，具体应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变：（1）由公共性向公益性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本属性重新界定，社会和市场力量均可以成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供给者和建设主体；（2）由工具性向终极性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根本目的应从“以人为本”出发，使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更加贴近公民的现实和生活，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并有利于公民科学素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变成公民切切实实的生活的物资形态和精神形态；（3）由政治化向制度化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运行机制应该加强制度化建设；（4）由计划性向法制化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保障，不仅应保护经常性经费的列支，还应包含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的建设性费用，使其成为公共财政框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5）由组织化向学习化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形态应该由学习组织化走向组织学习化，并进而构建相对比较系统而完善的、以全体公民终身学习为宗旨的学习型社会；（6）由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评价机制的构建应该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时序性与跨越性相统一的评价方式，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全面发展；（7）由直线型向网络型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运行平台的创新，形成覆盖全社会、社会全体成员和每一个人的终身学习平台；（8）由外塑性向内源性转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激励机制的转变，使公民逐步自觉地认识到对自身科学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逐步改变自己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的源动力，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