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它所积累起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及其历史的新知识系统，同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新知识一起，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变法运动应运而生，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等由此萌发。八国联军之役后，革命和立宪勃兴，民主、共和、宪政成为志士仁人的主导诉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一一初步成形，传统的史学、文学等，也开始了所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等。“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经大体建立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试图一举灭亡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则在危难的考验中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借鉴和参照苏联方式，建立了相应的教学科研体制和学科结构。20世纪80年代，面对落后于世界及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问题，即所谓“球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发展路向，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成长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中国拥有数千年延续不断的丰厚的学术文化积累为其底蕴，同时，又积极而主动地广泛汲取了世界各个国家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从诞生开始，便立足于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实践，投身于中华文明转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在这一基础上努力发现与创造。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它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面对种种历史性的与世界性的挑战，努力探索、努力进取、努力再创造的过程。

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坚实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重新估定，不仅带来社会科学一次大的飞跃，而且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事实上，重新估定至今仍一直在持续之中，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与时俱进、先进性及多样化相结合的品格。

第一次重新估定，是对于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康有为曾用进一步神化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通天教主的办法，来否定两千年来所尊崇的经学、儒学。章太炎则用“订孔”的方法，将孔子定位为功勋卓著的古文献整理和保存者、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将“经”定位为由孔子整理和保存下来的一批古文献。他们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对传统经学及传统儒学重新加以审视。这一重新估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传统经学与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这一次对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相配合，结束了“读经”为教育首要甚至最高使命的历史，解放了因“独尊儒术”而长久被压制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大量的其他资源，包括被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从来不受重视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被视为不可登大雅之堂俗文学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的佛学思想资源等等，儒家学说本身也得到较为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孔、孟、程、朱之外各派儒家学说，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传注疏”式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挣脱了除去只能为经作传、为传作注、为注作疏，此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束缚，获得了了解东西各国学术、思想、文化成果，独立进行探索、思考、创造的广阔空间。当然，经学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终结，传统的“经传注疏”式思维方法治学方法也没有就此而不再为人们所依循。在重新估定各种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资源时，粗疏和形式主义之处甚多，甚至使用新的“经传注疏”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传注疏”方法。尽管如此，这一次重新估定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次重新估定，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17 、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当中国人开始以西方为师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勃兴，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日渐广泛而激烈。20世纪初，一批立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在规划中国未来发展时，已考虑避免资本主义前途。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便曾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他所拟定的实业计划，要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根本宗旨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孙中山:《实业计划·结论》，《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9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1年中国***成立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成了更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在中国的传播，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稍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肆虐，都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以及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所曾燃起的热情进一步破灭。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除了翻译介绍了17 ,18世纪以来启蒙思潮的一批代表作外，更热衷于介绍的却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潮一批代表性著作。出国留学的、赴苏联的固然主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及斯大林观点的教育，赴欧美日本的，很多人所接触的也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批判的思潮。当时，倡导自由主义的胡适一派许多健将，如罗隆基、王造时等，都深受拉斯基和费边主义的影响，便很具代表性。正是这一番对17 ,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成就，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迷信西方，看到西方成功之处时也注意到西方的问题，从而思考如何从东方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合乎中国特点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即是这一阶段思考和实践的集大成理论成果。

第三次重新估定，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误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许多错误的、片面的、教条式的理解或解释，包括已经为马克思、列宁所放弃和改变的观点，一度占据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而不少马克思、列宁所坚持的、包括毛泽东曾坚持了的观点，反而被当作错误的或过了时的见解被抛在一旁。这就使人们的思想，使社会科学的发展，套上了新的梗桔。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了重大挫折以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一思想解放，就是通过对于曾经支配了我们决策和行动的指导思想检验标准的重新估定，开始挣脱了许多教条式的、片面的乃至错误诊释的禁锢，形成了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新的理论成果。由此，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中国实践以及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努力使实践上升为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各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丰富自身;由此又推动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17 S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的再估定，即对前两次重新估定的全面检讨，对先前学术、思想、文化资源的新发掘。这样，就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百年来三次重新估定，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词语乃至范式体系，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迁之中。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科学家则是中国社会科学诞生与发展的直接承担者。社会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动与制约，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这些社会科学家而发挥作用。

社会科学是一座大熔炉，它吸引着一大批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满怀热情与献身精神的社会精英投入其中，运用他们的聪明、智慧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去锻铸出一批批适应时代需要的成品。他们中，有的观察能力特别强，能够查明事实;有的思维能力特别强，能够发现新的和未预料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的想象能力特别强，能够构建新的理论来剖析已发现的问题;有的传播能力特别强，成为新发现的真理、新推出的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传播者;有的系统化能力特别强，善于将新发现、新发明的成果演绎完善成为宏大的体系，以扩大其影响;还有的组织管理能力特别强，勇于组织重大课题的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高效率研究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有一身而能兼数任者。他们犹如一支交响乐队，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终于成功地奏出雄浑高昂的交响乐章。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萌发诞生时期，从事这方面研究者大多还只是一些个人的行为。1900年至1911年，翻译出版的近代西方包括日本社会科学著作近千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著作不过三百多种，具有原创性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不过百余种。这一状况表明，社会科学家这一时期还处在成型期，仍以新知识的传播译介者为多。

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尽管民主共和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科学发展的环境还是有了很大改善。从1912年至1934年，翻译出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约三千种，而这一时期中国人自己撰著的这方面著作则有五千多种，其中法学著作约一千七百多种，经济学著作约一千种（参见董进泉:《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回眸与前瞻: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数量超过译著，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走出了译介传播，独立的研究已经占据主要地位。这一时期，由于各高等学校普遍设立了社会科学专业，并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成立为标志，组建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华民国法学会等一大批学术团体，社会科学家在继续坚持个人研究的同时，已经相当普遍地作为科学家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科学中国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诉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有独特建树的领军人物，每一领域都已形成若干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坚持学术自由，独立思考，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百折无悔的事业心，努力进行探索。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先锋，走到了中华民族复兴队伍的前列。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社会科学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可是，在一段时间中，照搬苏联模式，将一切都视为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学术问题动辄上升为政治问题，使许多社会科学家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伦理学等一批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从高等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中被取消;保留下来的其他各学科，被规定大量翻译和使用苏联教材。经由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只保留了很少几座，其他大学都被改组成专科性学院，社会科学跨学科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学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部门经济研究、应用经济研究被分置在不同的学校之中，致使这些研究彼此间互相脱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同样进行了全面改组与调整。加上不断运用政治批判政治斗争、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指导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许多领域陷入了停滞与萎缩状态。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封闭化。而这一切，则为背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理论、错误思潮的泛滥和肆虐，提供了条件。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社会科学家同样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自此之后，由于高等教育事业急速发展，短短二十年内，数量增加两倍以上，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了社会科学院，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民办高等学校和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家队伍空前扩大。一批“文革”后进入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院毕业的年轻学者，迅速成为各学科研究的主力军和带头人。曾被诬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迅速恢复，大量新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涌现出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结合愈加广泛，形成了社会科学普遍兴旺的局面。尤其是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直接的经济、管理、法律等学科，更是火热。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广泛开展了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大批学者出国讲学、访问、留学、进修，众多国外学者来中国访问、讲学、研讨，迅速缩短了先前封闭隔绝状况所造成的差距，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双方展开了积极的对话。社会科学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观察调查、了解事实、发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战略、策略、方法、步骤，成为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

然而，同中国急剧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相比，与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带来的大量新挑战相比，中国社会科学家整体知识素质还不够高，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方面，独创性还不够多、不够强。很多学者至今仍纠缠于中西古今二元化思维定势，或热衷于将国外现成理论、现成模式简单地移植于中国，或希图从中国传统儒学、道学、佛学、墨学等资源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仍不脱“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思维方法。立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实践、特别是不断发展着的新的实践，利用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经过全面考查，潜心研究，不为世俗利益所左右，不为各种压力所动摇，作出具有原创性价值理论贡献者尚属鲜见。同时，由于不少社会科学研究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之中，缺少对于社会现实的足够关注，研究方法老化，大量课题陈旧、低水平地不断重复，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缺乏交流，与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的需求脱节，致使这些研究社会化程度很低，反转来也使许多人对于社会科学家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远不如对自然科学家技术科学家那么重视，那么信赖。同时，中国对于社会科学家及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评价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优胜劣汰体制、机制还非常缺乏，助长了上述两种倾向。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社会科学家积极作用的发挥。这些状况现今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正在努力加以解决。

通观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科学队伍成长的过程可以看到，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它仍无愧为一支具有真正科学精神特质的队伍。由于中国社会科学诞生之时，即将自己的命运与挽救国家危亡、通过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转型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熔铸于一起，所以，一贯重视普遍规律的探寻，将国内外所有文化积累都视为自己由以前进的起点，将研究成果视为社会公共所拥有而非个人私有，也特别重视自身立论的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及其实践的结果。默顿所概括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这些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甚至可以说.成为他们的本能秉性。正是这种科学精神特质，使这支队伍特别富于战斗力，特别富于与时俱进的自我革新精神，即使遇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围剿”或巨大压力时，也仍然不放弃自己所负的使命。一些和现实社会距离比较遥远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也会以自己对现实世界的关怀、高尚的道德情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人们作出表率。

通观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科学队伍成长的过程还可看到，这支队伍的多元构成，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正是推动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强大的内在动力。百家争鸣，正体现了这支队伍内在的互补性和合作性。因为中国与世界都太复杂了，太多样化、多层次化了，不同的学术群体，不同的学术流派，彼此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所运用的方法不同，正可以立体化地多面地展现事实未来的面目。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既无权，又无势，是依靠了理论的彻底，依靠了对于真理的执著追求，方才征服了人们的。用强制的办法甚至专政的办法压制各种不同意见而将自己的观点、理论强加于人时，这种观点、理论决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的。不同学术流派的发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实事求是的严肃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是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可靠保证，也是使各种伪科学失去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武器。

当21世纪来临之时，中共中央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专门发出了文件，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对于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如何加强基础学科和应用对策研究、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与对外开放，一一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目标就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

科学地展现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还需要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加以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