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娄雨  04011048）

对于信仰者来说，神学的价值永远是指向内心和超性领域的，而教徒所追求的超性世界本就代表一种永恒，世俗世界的变迁对于他们的宗教追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他们眼中，神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在以往社会的价值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而对于不信仰者来说，信念中没有“神”的概念，而没有信仰作为基础，神学对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学。当他们谈论所谓“神学”的时候，只是将神和神学共同当作一个认知或研讨的对象，至多暂时性的进入神学的有神情境，而这情境并不是也不符合他们的生活本身。对于他们真正的生活来说，神学只是研究形上问题的哲学的一种，是指向世界的解释和人生的价值问题的，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也不会随时代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所探讨的仍是那些亘古长青的问题。对他们来说神学和哲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么，当我们说“神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代语境下的神学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至少从二战以后，基督宗教神学全面进入了对现代性的反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更是整个天主教世界几乎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更新。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些，可以从19世纪末出现的天主教现代主义和20世纪初卡尔·巴特的危机神学时起，就看作是宗教神学和现代性问题真正碰撞的开始。

很快，神学家们开始关注各类原先并不在他们视域中的问题，人权、生态、社会公平、科学与技术、家庭……神学方法被用来探讨各类这样的问题，使神学在原先的架构上迅速涌现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学科群，而这也成为现代神学的特征之一。

其实，当我们谈论“神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神学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也许一部分神学家对此持反对的态度，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既有的事实。

       那好，我们看来神学的社会价值。

神学领域乃至整个宗教世界对于社会问题的反应是相当迟缓的，至少到几十年前仍是这样。很多时候，神学家对于世俗社会问题的关注远远落后于社会问题的发生，也落后于社会其他部分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引以为荣的《新事》通谕在1891年发表时，所提出与探讨的工业化自由经济的弊端、劳工与社会公平等问题，不过是已经被各类学者们研究了几十年的问题，而且在通谕所发表的观点当中，除了加上一个天主教的背景和论证，并无实质上的新意和深度。而且，也是在世俗各界长期不断的努力之后，天主教会才站住来宣称了自己的立场和社会责任，虽然这一切在教会看来是一个显著的进步，那么的不容易与有价值，对于教会之外而言也许只是一个群体从落后30步变成落后20步。

不可否认，教会进步的速度很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学研究的兴盛（即使在中国这样的非宗教国家，宗教与神学研究都逐渐成为“显学”），看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宗教团体的身影，其中有的已经成为一种领导性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各教会从不放松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从近代耶稣会到当代的主业会都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有宗教背景的国家大概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参加选举时不寻求自己所信仰的教派的支持。对于我所熟悉的教育事业，至少全球有900所天主教大学和数以万计的天主教中小学，这还不算新教和其他宗教。

       然而，这些我们所能看到的，已经离神学越来越远了。

也许神学和其他一些纯粹性的学问一样，只对于内心理解神学价值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而对于其他人，他们也谈论甚至“承认”神学的价值，但神学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手段或者工具，只是一种现成的生活方式，只是一个可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途径。神学并不是神学本身。

如果要把“当代”与“神学”放在一起，谈论“神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而又不如上把神学做出泛化或形而下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

或许，在神学面前，我们既不应该谈“当代”，也不应该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