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7年1月17日，是先师高海夫教授的忌辰。先师离我们而去已整整十年了。
我1983年大学毕业，随即考上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高海夫教授。在本科，高先生就给我们上过唐代文学课，当时只是觉得先生很有学问，且会表达。不是那种神采飞扬的生动表达，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深邃。后来听说先生研究柳宗元，就觉得先生的教学风格很像柳柳州的山水记，自有其引人入胜处。待做了先生的学生后，更感觉到先生的性情，也有类柳柳州处，这大约也是先生在六十八岁的年龄就遽然辞世的原因之一吧，一叹。
与一些姓名掷地有声的学者比，先师并非著名教授。这也是特定时代造成的。先师辞世，母校一老先生送挽联曰：“早有文章惊海内，更无书札到公卿。” 其实早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增刊》等报刊上屡屡发表论文，议论风发，器识卓异，为时论所重。文革开始，还是青年教师的老师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逐下讲坛，耽误了整整十三年的大好时光。运动过后，先生回到讲台，著述，指导研究生，每年还承担本科教学任务，努力追回失去的光阴。操劳过甚，可能是先师早逝的又一原因。
先生的早年著述，我们当时不甚了了，但“更无书札到公卿”却是当年就能体会的。先师性情严正耿介，风骨凛凛。我侍坐六年（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任教三年），从未见先生对任何有权势者（包括有学术权势者）表现出丝毫的软媚，哪怕是随大流的奉承语也没听到过。在同事间，先生也是以严肃认真甚至不苟言笑出名的。1986年我毕业留校，进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同专业还有两位师兄一同留校。记得参加第一次教研室会议，任教研室主任的先生就说：教研室进了新人，他们全是我们学生辈的，而且还有女学生（指我，在此以前古文学教研室无女教师），我们都是他们的老师，以后说话、开玩笑都要注意些分寸了。在座的老师全都庄容颔首。性情严肃的先生最得教研室同事的敬重，因为处事公正，因为身先士卒，凡辛苦的课自己先上，费力的工作自己先做了，也因为表里如一，毫无虚饰。我最先正是在先师这里学到“师道尊严”的。
先师性严正，却从不轻易动怒。我所知道的老师的一次向人发火却是为了我这个不肖弟子的。那是冬季，学校在研究生的一再要求下，分配了学习室给我们，却是在学校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隔出许多小间，一个专业一间。西北三九天气，滴水成冰，无任何取暖设施的地下室寒冷彻骨，师兄弟们都回了宿舍读书。我与物理系研究生同舍，她们做实验辛苦，早睡早起，我怕晚上在宿舍看书影响她们休息，就只好坚持在那地下室里。文献专业一位师兄不知从何处找来一只500w电炉给我，师兄弟们有时也在晚上来学习室小坐一会儿，在电炉上烤冷馒头，大家就着白开水馒头片，古今中外，天上地下，纵论剧谈，清寒的生活倒也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当时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很差，冬季用电炉取暖甚至做饭的大有人在，学校开始严禁、严查，被查到的不仅通报批评，而且教师扣发一月工资，研究生扣发一月生活补贴。最可恶的是后勤部门的搜查方法，有如强盗匪徒，经常是在室内无人时强行进入。办公室学习室是公共区域就不说了，连教工宿舍他们也敢破门而入，系上一位青年教师被人举报用电炉，水电办的人就趁他上课时从他宿舍气窗爬进去找出电炉来。如此严查，我那只已不敢用的电炉也就被查了去。我惹了祸，不敢告诉做人一向严谨的老师，只有忐忑地等待被通报、被扣生活费。师兄弟们也大为同情，好几人还拿了饭菜票来给我，理由是他们也在电炉上烤过馒头，不能让我一人承担损失。奇怪的是，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过去，校方悄无声息，没见通报，生活费照发。不仅我，同时“犯案”的同学也都一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导师高先生不知从何处知道了此事，去学校的某部门（具体不知是哪一部门，也许是研究生处）发了脾气，大意是：你们去看看研究生在什么地方学习！这样的冷天你们烤着暖气，把学生弄到地下室读书，你们就忍心？你们还好意思抓他们违章用电！先师只是一个普通教授，但在学校一向得人敬重，又从不为私事麻烦学校，所以一发火就极见成效，学校自知理亏，再加上非法的搜查方式又招致许多抗议，所以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此事先师从未提起，我因为给老师惹麻烦，也一直不敢在老师面前谈此事。但每一念及，就感激与羞愧交并。
先师耿介，眼睛里揉不得砂子，但又是宽容的。母校有一教师，文革时还是学生，随众“造反”，表现得非常积极，伤害了一些先生的感情。多年以后，这位老师在学术上已有一定建树，对自己年轻时的过激行为也十分愧悔，但得不到一些前辈的原谅。某次会议，该老师与先师同住一室，谈及文革，追悔自己的行为，也是向先师道歉希望得到谅解的意思，因为先师当年戴着“反革命”帽子，是被批斗得最厉害的。但先师却阻住他的话头，说：不要提那些了，都过去了。我当年幸好是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了，要不然还不是和你们一起造反、斗别人去了。毛主席都号召“炮打司令部”呢，我们肯定是跟着走的。作为一个被迫害者，却有这样的胸怀，也就怪不得先师是那样受人敬重了。
我入师门，是先师的首届研究生，同届师兄一，长我八岁；师弟一，幼我三岁。老师待我们，严格中透着慈蔼，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记得第一学期交读书报告，师弟年轻敏捷，又急于回家，最先交稿。结果两天后就从老师处拿回来重做，我们一看，满纸朱批，从材料、阐释直到文字，老师均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加了许多批语，有纠谬，有补充，连笔误和潦草的标点也一一订正清晰。不用老师再说什么，我们三人都将读书报告改了许多遍才上交。
老师给我们上课都在家中的书房进行，老师的书房简直就是老师秉性的外化，窗明几净，井然有序，书籍在一排大书架上整齐排列，老师讲课，说到某书，立时起身准确地从架上某处抽出给我们看。书桌上除了一叠稿纸、一支钢笔、一两本正用的书以外，别无他物。写到这里，我回视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房，书柜里、书桌上胡乱堆叠的书籍、试卷、光盘、MP3，十分惭愧地想到：这书房大约也是我自己个性的外化——好奇，多爱，不严谨，不专注。先师有灵，原宥我这不肖弟子吧。
上一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教学计划完全由导师制定，除了外语、政治以外，开什么课、由谁开，均由导师定。有的导师就几乎包揽了自己学生的全部课程。我的老师却是竭力主张转益多师，不仅要求我们选语言类的课程，还要我们跨专业跨系去听历史系、古籍所的课。因此我们的教学计划上就有了历史系黄永年先生（后来任古籍所长）的《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等课程。黄先生极有学问也极有个性，我们曾有一位高一年级的师兄被他从课堂上赶走，原因是师兄的老师忘记事先与黄先生打招呼。于是在中文系就有了一个黄先生不欢迎中文系研究生听课的误传。我们很紧张地进了黄先生的课堂，黄先生却对我们和颜悦色，如同自己学生一般看待，以后对我尤其亲切慈爱（因为当年我比师兄弟顽皮，黄先生似乎偏爱调皮学生些），我也一口气选了好几门黄先生开的课，获益非浅。平时从不见先师与黄先生有往来，不知老师是如何与黄先生沟通的，也许只是一种默契，一种建在惺惺相惜基础上的相互敬重吧。
先生将名利之类看得极淡。我们入学时，先师是副教授，很快升任正教授。一次要外出开会，师兄持先师的工作证去买机票（那时要有高级职称方可乘飞机），结果到售票处就被人家吼出来：不行！中级职称不卖机票！师兄一看，老师的工作证上“职称”一栏赫然还是“讲师”二字。向人家解释半天也无用，只好回学校到人事处为老师重办工作证，折腾半天才买了票。后来我们和老师闲聊时，奇怪他怎么由讲师而副教授、教授，居然没换过工作证，老师哈哈大笑说：中级，高级，有多大区别！不就是死了能在报上登个“豆腐块”吗！当时《陕西日报》优待知识分子，凡有高级职称者逝世，可免费发一豆腐块大小的讣告。所以先师有此玩笑。
先师将学生、教学看得极重。指导我们的那几年，正是老师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任务繁重，本科教学的工作也繁多。但老师对我们的学业极为精心。我们除了上课，平时读书一有问题就跑到老师家去请教。那时电话未普及，无法预先联系，所以我们从来是随时可能打扰老师。每次做不速之客，老师总是正在伏案工作，我们一进门，老师立即放下笔，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年轻不懂事，谈完正事经常还要在老师那里闲聊一阵，聊到吃饭时就蹭老师一顿饭，全然不顾及老师也许有很要紧的事要做，也许会在我们走后再开夜车赶任务。但在老师那里，似乎很乐于被我们“打扰”，因为我们在老师心中是居于第一位的。师兄年长，还会想起经常问问老师有什么事可让我们分劳的，比如抄抄稿子、查点资料，但老师是从来不要我们做的。
我和师兄毕业留校，先生谆谆嘱咐：第一要紧的是先站稳讲台。一个教师，如不能被学生接受，就是最大的失败。先生还说：评讲师以前你们可以不用分心发表文章了（老师主编的某著作，让我与师兄各自撰写几万字并署名，因此“科研成果”够数了），就用这两年好好教书吧。母校是师范大学，重视教学，对年轻教师也有不错的政策，比如助教课时按一乘以八计算（即上一课时计八课时，将备课时间也计算在内；职称愈高，计课时愈少，教授就是一乘以二了），我们有较充足的备课时间而不必担忧完不成工作量。第一学期，教研室只分派我和师兄合上一门课：专科班的唐宋文学。一人只上半学期，我和师兄还分成初盛唐、中晚唐、北宋、南宋四段，师兄上一、三段，我则上二、四段，以便有时间备课。就这样，先师似乎还不放心，在我们上课的前半学期，老师几乎每课必到，端坐在最后一排，全程听课。我们心中清楚，这既是教研室主任为教学质量把关，又是导师助弟子起飞，于是加倍认真。先师是喜怒不太形于色的，我上课时，每每偷觑老师脸色，希望能猜测出一点满意或不满意，可惜什么也看不出来，老师总是很严肃的样子，很专注地听，下课也一言不发就出了教室。直到我讲完中晚唐文学，又要轮到师兄上岗时，老师在下课时走到讲台前对我说：下午到我家来一趟吧。我唯唯。午休后到老师家，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半旧的小书，说：“这个《唐才子传》我过去买重了，你拿去用吧。”是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定价六角，在当年是很难买到的书。我接了书，心中十分温暖，听老师继续说：“我原来最担心你站不住讲台（师兄有多年工作经验，比我老练得多，所以老师不担心），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以后我就不听你的课了。”我内心的激动无法言表，我知道，这就是从不轻易表扬人的老师对我的最高褒奖了，从此，我就算是放“单飞”了。这一飞，就是二十年。站在讲台上，我有时会神思恍惚，仿佛时光倒流，教室的最后一排，端坐着我的老师，腰板笔直，目光炯炯。我知道，先师在天上看着我呢。现在，我的案头就放着老师所赠的《唐才子传》，先师手泽犹存，神明不灭，老师，请放心。
先师退休后没几年，就患了癌症，很快发展到晚期。但老师坚决不许师兄告知外地的学生们。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师兄才违命告诉了我和北京的师弟，这时已是1997年1月16日的晚上了。在此以前我连老师生病都不知道，这消息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雳，登时就乱了方寸。外子替我做决定：1、立即请同事负责明日的考试（我第二天一早有学生的期末考试）；2、明日一早飞赴西安。教研室主任吴朝义先生慨然允诺代我处置有关考试的一切事宜，使我能在17日清晨乘第一班飞机飞到西安。赶到医院已近中午。老师已被癌症折磨得气息奄奄，但此日竟然清醒，认出我来，露出笑意。师母高兴，说老师看你来了，心情好，今天好多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回光返照了。当晚，近12点时，先生长逝。能在老师的最后十几小时陪侍身边，使我的歉疚、愧悔稍减了几分。师弟第二天一早赶到，我陪他往殡仪馆瞻仰老师遗容。师弟已是三十多岁的男子汉，伤心得像失去父亲的孩子。
老师身后事，母校办得极为隆重。不是按惯常的级别、规格论，而更多出于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有一很动人的细节：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用一整匹白布，上书“教泽永存”四个大字，在先师所住的那栋楼，从五楼楼顶一直垂挂下来，望去既悲伤又壮观。我看着那在瑟瑟寒风中飘拂的四个大字，对师弟说：到我死时，有这幅白布，足矣。其实，今日回想，连这幅白布也可免了，那四个字，应当是刻在学生心中的，一如我的老师高海夫先生，一如我许许多多可敬可爱的老师。
写这篇博客时，自在牛兄来报告噩耗：黄永年先生逝世了。我上网查，是昨日的事。而且，我极敬重的另一位先生，95岁高龄的辛介夫先生也辞世了。牛兄感叹“老成凋零，痛何如之！”对我来说，还不止此，我的慈父般的老师一个个离我而去，相聚于天上，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无可替代的！
此时，我只能北向遥祭：黄先生、辛先生神明未远，请接受学生一杯薄酒、一瓣心香！
今夜，蜀中依旧是阴霾天气，无星无月，我心中，纷纷扬扬，飘着秦关的雪……
评论人：
陟彼北山 | 评论日期：2007-1-17 23:33
不了解先师的人可能会认为他太过严肃，不好接近。其实这只是表面印象。我看到过一张先师年轻时的照片，着长衫，白围巾，风神俊朗，意态洒落，望之若神仙中人。先生善饮，酒后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