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董洪亮先生关于综合实践课程的报告，很有收获。对于董先生“课程就是给予机会”、“课程就是结构”，以及课程的“方向、主题和活动”三个关键名词的阐述诸观点，深有共鸣。我认为报告从综合实践课程的性质、内容和实施方式诸方面，厘清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特别是以省教研室这个具有特殊课程话语权的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对于基层正确理解、实施、评价和管理综合实践课程，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董先生的报告又是高屋建瓴的，意在“祛魅”和“匡正”， 是对基层的“导向”和“解套”。加之真正的综合实践课程的校本性以及各校站在本体的立场上的解释不同，因而落实在具体的实施中，一定仍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和疑虑，然而这个报告无疑对激发基层学校乃至市、区课程管理部门的思考是具有“激荡”作用的。

    受董先生报告的思维激荡，想就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京剧进校园说起

    京剧进校园，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广泛的观点冲突，归纳反对者的观点，最为有力的质疑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儿童的立场”被忽视，二是“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被忽视。我以为这两个观点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成尚荣先生在《人民教育》2007年第23期撰文指出：“教育应是有立场的……教育的立场应有三条基准线：教育是为了谁的，是依靠谁来展开和进行的，又是从哪里出发的。”他明确指出，“儿童立场：教育从这里出发”的命题。我们审视“京剧进课堂”是谁提出来的，就可以发现，那是政协委员们从“拯救京剧”和“拯救传统文化”这一良善的出发点考虑，大声呼吁让孩子们学京剧的。这个出发点本身的缺陷无法掩盖：一者，“拯救京剧”是“拯救传统文化”还是“拯救一种传统文化”？越剧、昆曲、皮影、白局、傩戏、粤剧、黄梅戏、相声、书法、陶艺……是不是传统文化？要不要进全国的校园？二者，拯救京剧这件事为什么要孩子们去做？听不懂京剧的孩子就不懂传统文化？不喜欢京剧的孩子就是数典忘祖？这个我们不能同意，没法同意。

    从儿童立场出发，更值得指出的重要问题是：基础教育是根基教育。从儿童的发展来说，儿童应当接受的，影响今后“人之为人”的最质朴、最普遍、最核心的教育内容是什么？我以为是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文化教育、身心发展以及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将这些内容纳入教育的内容体系，体现了教育是一种“善良的、理性的强制（董洪亮）”。如果这种“强制”足够“善良和理性”，还应当在设计、实施和评价中，考量它有没有尊重孩子的“自由、天真和愉快”的天授之权。如果任何一种教育的内容，符合以上要求，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京剧作为课程这件事情，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京剧是“可以”的课程，而不是“必须”和“充要”的课程。人们质疑教育部的，正是他们以“好的可选的内容”当作“好的必须的内容”。须知“好的课程”有很多，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随便找一些都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其“好”，那又为什么一定是京剧？

    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呈现一种“和而不同”的美好。

    不分男女老幼，生长于斯的都是中华这个泱泱民族的传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血液，表现为共同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特别是，2000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们，早已把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刻在了人的血脉里，形成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立特征，同时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共同性在世界的视野里看，也就是独特性和个性，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中国风格，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根本需要，是“把根留住”和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文化基础，舍之，其害不是忘记宗祖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不同，在于中国之大，各地都有其在悠长历史和独特地理环境下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无论是音乐、文学、美术、民俗乃至语言，还是那个区域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千姿百态，各有各的好。文化，只有植根在它所诞生的那个区域，才犹显其好。所谓“橘生江南，逾江北为枳”，这个植物界的例子，在文化这里同样若此：川江号子可谓豪迈雄浑，听得人热血沸腾；吴侬软语“醉里吴音相媚好”，亦别有一番情趣；到姑苏小巷喊几声川江号子，恐怕会吓跑满街人，在波浪滔天里软绵绵地说话也一定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文化，不同才能适应，适应才能和谐。

    京剧是不是全中国各区域有识之士一条声的鼓与呼的、需要在儿童中强制推进的文化符号？京剧是不是给儿童具有普适性的、基础的教育？如果从儿童立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出发，京剧高调地进入每一所学校还能不能站得住脚？这是个问题。

    京剧进校园没有什么大错（实际上，我以为进入校园的京剧的内容并不太多，分散在小学阶段的十二个学期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相关部门不如此郑重其事地宣传和包装，媒体不如此炒作，恐怕责难倒没有这么多）。但对于京剧进校园这件事所引发的，对于课程设计者的“立场缺失”和“文化偏视”的广泛讨论，对基层学校开发和设计校本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在研讨的时候都可以具有标本意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