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领域的健康发展既是公共生活的福祉得以丰富化的重要条件，也是个人的精神品质追求优秀的必要空间。但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都可能发生着结构的转型和变化，这种转型和变化可能影响着公共生活的福祉，也影响着个人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建构。公共生活的丰富决定着公民性的存在与否。

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发展是非常迟缓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观念把血缘性的家庭放置在社会的重心。由家庭生活推延到家族、氏族再到国家，不论是国家政治生活，还是个体的道德，都是由家庭推及开来。但是，家庭生活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生活，它虽然反映了人的群体性，但是它以维持自然生存为取向，因此，家庭生活的核心是维持生计。家庭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共同生活，它受制于人们对生存必需品的占有。在家庭核心的生活里，公共生活最大只能存在于家族或氏族的范围内，所处理的公共问题也仅仅限于家族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一个社会政体范围中的公共生活的领域是不存在的。因此，家庭生活无法产生政治意义上的公共生活。[1]

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以“家”的形象来看待国家与政治的。整个国家是国君的家产，人民是国家的臣民百姓，政治的建构是家产制的。[2]家产制政治的结果是，王朝的国君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家长的威权，他具有专横的集权。在家产制政治里，没有社会性的政治团体，因此没有发育政治性的公共生活的可能。家庭式的共同生活把人们限制在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之中，公共性仅仅限于人们的自然关系。公共生活的领域没有途径扩展。家产制社会里仅仅存在广义的社会利益，但天下隶属于一个人，公共性并不存在。

家产制王朝的专制君主的集权使整个社会的治理都为君主负责，为延续家族统治负责，政治所面对的长久性并不是建立在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暴力的统治之上，整个社会都处在政治的严格统治之下。为了实现王朝政治的稳定，政治的权力体系必须扩大，从而形成有力的社会控制。政治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如何改善公共生活，而是贯彻如何归顺于王朝和国君的统治。社会成员主要任务是维系家庭的发展，这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佳途径。因此，家庭之间、家族之间是离散的，这使得社会成员不能形成公共的相关性，人们之间无法形成公共的互动性。在专制的家天下里，人们无法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进行公共的关照和讨论。

在王朝政治的集权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的同时，个人对王权的归顺成为政治统治的核心，但由于公共生活被压缩为家庭的自然生活，人之间联系纽带是血缘性的，从而缺乏公共政治维系的互动，社会是分离的。整个社会在血缘之外缺乏使人们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的力量。没有公共生活的领域，没有公共的利益，人们的离散从而是一种政治上缺乏统一的恐惧，因此，必须有一种力量能够形成以血缘为基础但又超越它的政治性的联结，儒家哲学正是找出这种力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儒家哲学中的“礼”与“仁”的互补在于建立血缘之外的伦理关系，从而维系社会。但是，作为政治手段的“仁”的道德其实形成的是固定的以“纲常”约束的人际关系，它所实现的是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限制，对个性的限制，它在社会中形成的是同一性和同构型，从而无法拓展公共生活领域。[3]  同构型只有在强制、奴役和规训中表面地形成，它无法保证公共性。[4]当这种道德被运作于政治的目的时，当成为一种政治的手段时，它实际上是虚假的或者贬值的。[5]

中国传统社会试图通过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控制，在分散的家庭和个人中实现同构型联结，但是，这必须依靠严格的行为规范对日常生活进行约束，因此纲常伦理自然成为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准绳，同时，必须要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社会单位（如家、集体）于是成为个体必须在各方面必须归属和依附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体处在自然生存的家庭血缘关系的联结之中，但是王朝政治的社会领域以道德纲常等为途径进行扩张，结果是个人的私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压抑，这越发把个人被迫到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分散状态中，公共生活在皇权的覆盖中没有发展，而私人生活受到严重扭曲，尽管儒家一直在强调道德的修养，但实际上造成民众风范的丧失。[6]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受到道德纲常和政治的专制暴力的双重抑制的情况下，个人追求卓越、追求优秀的生活理想被扭断了，个体价值实现的生活空间被占领了，个人无法获得自我展示的机缘。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领域里，个人的价值实现以及个性的自由张扬是被禁绝的，个人追求杰出的、卓越的生活理想是不被社会承认的，[7]自我价值和幸福的追求在教育中是被驱逐的。

公共生活领域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发育的机缘。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与个体精神一样在皇权政治文化的土壤中没有生长起来。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制度建设一直面临着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政治中，阶级斗争实际上成为暴力控制社会和形成怨恨的人际关系的政治方式，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恶性的斗争场所，这使得人们得以相互依赖的自然情感基础和共同生活需要丧失殆尽。政治的暴力的触角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把日常生活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行为，思想控制和道德监视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个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人成为政治的仆从，盲目地归顺政治的号召，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政治人”都被吸引到政治生活中，但是，他们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作为政治工具的同一性被纳入到凌越一切的政治轨道中。他们对政治的狂热是政治强制下的对政治利益的追逐。这种政治渗透一切角落的现象实际上是政治僭越个人、僭越日常生活的扩张，结果是膨胀了的政治强权占领了生活，造成人们没有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政治的全域监督和全时监视造成人们之间的防范和离散，这既使个体人无法展示个性，又使公共生活的合作遭到彻底的破坏；既使个人产生臣属于政治的个人无能，又使社会的公共生活在“霸权”的统治下衰微。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公共生活的政治殖民化造成的后果。

市场经济的推进在一定意义上是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的契机。市场在国家和个人形成了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保证了私人生活领域的发展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团体利益的合理实现，这可能会促进社会成员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的发展。这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市民风范（civility）形成的关键。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商业精神----追逐利益的行为。特别是从极“左”政治的统治中走出后，中国人突然意识到金钱的实在和物质利益满足后的快感，对这些东西的追逐成为个人生活的理想，公共生活的福祉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确使社会的私人生活领域变得非常丰富，但是由于人们被吸引在个人生活的利益圈内，公共生活领域的发展反而成为问题。这就是公共领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私人领域的占领。市场利益化的私人生活领域主要专注于生活欲望的满足，受制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8]，它是把人们教育成或转变成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以满足人们对金钱或消费品的需要为核心的社会，人们为了自然的生存（生活可见欲望的满足）而互动，而不是为了公共的福祉而相互依赖。人们无法建立一个超越直接的生存需求而承担公共生活的责任的相互关系，公共领域难以产生。

在人人都关注个人的利益、关注私人的生活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能够为了公共福祉而在一起公共言说和积极行动的可能。大众媒介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崛起，更加堵塞了人们对公共事务发表公开言说的条件。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理性的自由讨论和公开言说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条件和象征。[9]但是，在市场至上的社会里，“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批判意识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于是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10]

在中国社会迈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个人的私人领域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丰富成为人们的正当的权利，这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私人生活领域构筑了与政治领域的适当的界线，从而防止对政治的过分狂热。但是私人生活领域的扩大并不自然带来公共生活领域的发展，私人生活无法形成公共责任和公民风范，无法彰显公共德性，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公共性的缺乏，公共生活的福祉受到人们的冷落。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可能只带来了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形成一种通过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构而保障公共生活自由、自主、繁荣、健康的领域，社会在走向多元化，但人们无法形成价值承当的认同和共享，这使得公共生活和社会团结受到威胁。

一方面，中国社会通过普遍的社会动员实现经济目的，经济上的发展主义使整个社会“向钱看”，“金钱万能”成为人们普遍的信条，有些社会公共机构的运行不惜毁坏公共形象而谋取私人和小团体利益，这是对公共生活的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社会科层制的发展使政治结构成为柔性（paternal ）的统治，在满足人们自然需要的过程中把人们引向更强烈的欲求之中，消费成为新的社会同一性的联结，操纵着社会控制。[11]强大的权力结构显示出体制的力量，在社会中无法找到为公共生活承担责任的行动主体，公共利益受到蚕食，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租。这造成社会成员对公共权力失去社会信任，对公共生活失去信心，对公共利益失去热情。

中国在走向繁荣、富强、稳定的过程中，在私人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由、自主、自治的健康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建立，这一方面能够保障公民的生活权利，保证公民造福于公共生活的行动和言说的权利，培养公民追求公共的和个人的美善生活的道德风范，培养人们的公共理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公共权力的公共化，保证公共福祉的丰富和公共生活的有序治理。因此，这样的社会不仅是能够繁荣和昌盛，不仅能够稳定和和谐，而且能够更使社会更正义，使人们追求更高尚和更有德性。[12]

尽管我们的公共生活面临着种种问题，但是建构公共领域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也日益突出。这是一个渐进和改良的过程，既需要制度性的保障，又需要公民的培养。这就对我们的公共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在我们缺乏公共生活领域的条件下追寻个人的公共精神，这就意味着教育必须关注永恒的公共生活问题，培养自由而平等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