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道德靠什么--守望者的遐思—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现今正处于深刻的道德危机之中，这是没法否认的，除非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能耐。还无须往深处看，只须从公德的崩溃和敬业精神在各行业从业者中的普遍缺失，从国人在突发事件面前大多充当练达看客而见义勇为的事常常让“洋雷锋”去做，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欺骗、陷阱，以及人与人之间不断增大的摩擦和交际成本，便可切切实实地体验到我们正陷身其中的道德危机。
　　在道德危机带来的巨大混乱和烦恼中，人们已经难以对彼此的行为和环境抱合理的预测和期待，很多人甚至不得不出于自我防御的本能而改变正常的行为方式以应付反常的环境；道德危机的长时期延续，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反常为正常。结果，价值失落、行为失范、道德堕落成了现今社会很刺眼的一个特征。这不美妙的特征不仅在国人的生活范围内大肆彰显，而且也被公费、私费的出国旅游者、外出求学者中的许多人带向世界的四面八方，到处引起一阵惊愕，令我们这个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而且又很重面子的民族常常为此而很没面子。面对如此状况，不断有人发出“道德滑坡”的惊呼，更有人欲以“加强思想教育”来改变现状、拯救道德。然而，要想改变现状恐怕得首先弄清楚道德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急急忙忙开药方。
　　一．道德危机何以发生？
　　关于这个问题，一种很具普遍性的看法是把道德危机归因于社会转型。这种思路当然有它的道理。的确，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阵痛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而且人们也正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间极其强烈、极其普遍地感受到了整体的道德水平低下所带来的困扰。大概也正因为这种切身感受，不少人用“道德滑坡”来表述遇到的麻烦。“滑坡”之说透出浓浓的怀旧情绪，并隐含着一个判断：在此之前，社会和个人的道德面貌是良好的。但这个判断是可疑的。
　　诚然，五、六十年代的人们行为中规中距，如今很普遍的行为失范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是一种严密控制和高压下的虚假的道德繁荣。当时提倡的一整套道德极端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它使最严重的不道德假道德之名而盛行。因为，道德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排斥突破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的人类一体的博大观念和基于其上的共同价值基础，致使国人普遍缺乏对公理的尊重。而诸如“不把人当手段”、“于己有利必须于人无害”等道德公理乃是人类生活规律的体现，它们提供给了人观察世界、评判行为的普遍有效的尺度，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文明交往奠定了基础，并构成人的个性丰富性以及各种文化或价值观的独特性赖以展开的共同道德背景。对于个人来说，尊重公理则既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前提，也是使自己免于人格涣散危机的基本条件。在公理精神被意识形态消解掉的地方，表面上遵循着道德规范的人其实在精神道德资源方面先天不足。道德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以阶级来分割人民，通过预先给各个阶级以可疑的道德判断把人民划分为不同等级。当把阶级等级化，而阶级立场坚定性又上升为一种道德要求时，狭隘就变成一种必要，它使人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对被划归为劣等阶级的人干出最残酷的事；当阶级嗅觉被赋予了道德的崇高性时，事实上又鼓励了一种告密文化的繁衍，这种文化把卑劣用美德伪装起来，使告密这种瓦解人与人之间信任、使人格卑琐的阴暗劣行大行其道。由于狭隘和伴随告密而来的大面积无情打击，在现今一些人怀念的当年那种“道德繁荣”的背后其实游荡着无数冤魂、浸透着无数人的血泪。
　　除了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种道德在思想渊源上一方面因袭着历来正统道德的历史重负：漠视个人，一味用“无欲”、“去私”、“忘我”等说教去收缩人的需要、遏制人的情欲，压制人健康的自我表现和追求；另一方面把过去几十年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服从战时需要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以及从苏俄接受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奉为圭臬。对历史重负的因袭、对战时要求的延续以及对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使得这种道德有着脱离人性实际，而且敌视人性，尤其敌视个性独立性的强烈倾向。它之所以能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道德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由于它是伴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正式提出的，人们对新政权抱有的期待有利于对它的认同；第二，它与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实现了功能的高度耦合；第三，新闻管制、文化封闭政策以及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既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蒙昧，又造成人们对个人需要、个人权利、尤其是个性独立性的罪感；第四，利用了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以现实而有力的社会赏罚机制支撑了它。道德繁荣的表象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在这表象下却有着深刻的不道德。道德的严苛和脱离人性实际不是使人的个性受到严重压抑，就是导致普遍的心口不一。一旦社会控制发生松动，这种道德出现危机乃势所必然。事实上，还在八十年代，既有道德的种种弊端便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下暴露无遗，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精神支配力，在大众行为层面也几乎不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又没有提供给人们以条件，使之能形成一种新的规范认同，结果导致道德空场的出现。人们无规可循、行为失范，过去曾久遭禁锢，如今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爆发而出的“原欲”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剧烈震荡，在释放出活力的同时也释放出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
　　以上情况表明，纵然社会转型要经历阵痛，但并不必然就导致道德危机。我们现今正面临的道德危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深蕴于既有道德自身。社会改革不配套、不彻底，并且不断遭受阻遏，使得阵痛无限期延长，则是导致道德危机的另一大原因。近十几年间，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生活不透明，重大问题实行暗箱操作，制约机制事实上不存在，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导致权力的膨胀和越位；官员近些年来又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缩越小，致使公权“私有化”的情况十分严重。无论是权力的膨胀和越位，还是公权私有化，都诱使官员在自我身份的认定上发生颠倒，恶仆欺主的事屡见不鲜；主人面对恶仆的颐指气使、胡作非为而无可奈何的情况更是普遍。这种在权力面前的无奈感对国民精神有很大销蚀作用，近些年人们抱怨甚多的国民道德冷漠症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无奈感的反映。而经济改革因被滞后的政治体制拖了后腿，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迟迟不能建成。在混乱的经济秩序下，许多盛名不过是成功的罪恶。无制约缺监督的权力的存在与经济双轨制留下的巨大空隙共同构成了大量滋生腐败的温床。而腐败现象既是整个社会体制问题的折射，也是现今以行为失范为表征的道德危机中最刺眼、最具传染性的道德堕落现象。除了既有道德自身的问题以及体制方面的原因，缺乏一种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也是导致道德危机的重要因素。严密的思想控制使得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道德的生长和传播极为困难，以至在既有道德理念和规范已经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无法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和规范认同，致使道德空场出现。此外还有全民受教育水平不高以及教育制度的弊端对国民精神素质的不良影响。所以应该说，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道德观念、文化及教育制度本身就潜藏着导致道德水准低并出现道德危机的危险。
　　二．靠“思想教育”走出危机？
　　无论社会还是个人，要想健康发展，道德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什么时候人们无视了它，它就会以人们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来唤起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提醒人们采取行动克服危机、重振道德。这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于是有人提出“加强思想教育”，想以此作为应对措施。然而，正如道德的重要性从来就不是靠宣传、说教来让人了解的，而是通过实际生活、尤其是通过教训来突显的；要解决道德危机，改变个人精神素质和社会道德状况交相负作用的不良的人文环境，也决不是靠“加强思想教育”可以奏效的。首先，“加强思想教育”之说对人作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二元划分，这二元划分中，各级党政系统、尤其是其中的各级官员是教育者，人民是受教育者。这种居高临下之态在目前只能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更何况，“加强思想教育”所求助的仍然主要是过时陈旧的道德，仍然远离人性实际，与社会发展走向相抵牾。这些内容早就失去使人们认同的基础。退一步说，纵然其中包含着部分维系正常社会生活的合理内容，甚至也可能含有与社会发展走向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但说教者身不直影不正的情况早已不是个别；不断曝光的腐化堕落分子几乎个个曾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大谈反腐倡廉，大谈理想、信念，大唱道德高调，他们落下的笑柄和制造的黑色幽默也会消解掉“思想教育”所可能具有的一点点影响力。
　　但是，用“思想教育”来重振道德必然归于徒劳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言辞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无力。这里，社会现实既指权力无监督无制约，人们在权力的不轨行为面前有着深刻的无奈；也指现有社会体制在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具逆向示范作用的赏罚方向。前一点上面已经提到，而且也是每个人都可以作出的事实判断，此间要谈的是后一方面。
　　道德并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封闭系统。任何道德要为人们所遵循，都离不开综合了经济、政治、法律的现实力量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支持。所谓社会赏罚是社会以种种现实利益作为对个人行为的奖惩，是调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多种现实手段，以利害为中介来促使行为主体选择社会所期待或接受的行为。它最为现实最为有力的影响着个人道德面貌和社会道德状况。尽管社会赏罚本身外在于道德，它起作用主要诉诸于人的怀赏畏罚心理，诉诸于人的功利心、荣辱心而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依靠它可以造成表面的道德秩序却不能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因而不能成为维护道德的可靠手段；但由于它具有能够现实而强有力地作用于人的行为层面这个特点，借助于它，可以对道德水平不高甚至道德低下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硬约束作用，以减少反道德反文明行为，为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提供起码条件。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赏罚方向与现今所需要的道德价值相吻合，它可以使一般人不至因赏罚方向的偏差而在现实利益与道德要求之间过多的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因而可以减少人们认同道德价值的社会性障碍。否则，如果我们需要积极进取的伦理精神，但现实中进取者只能饱尝艰辛、历尽坎坷而无任何报偿，平庸者反倒顺遂如意、前程似锦，进取精神就会被扼杀；如果公平竞争是值得倡导的，但现实中依仗权力、暗箱操作或欺诈、蒙骗成为成功的必要条件，信守公平竞争规则反为失败之源，公平必然被多数人弃置一旁；如果我们认可真诚、坦率具有超越时代和文化界限的道德价值，但人们置身其间的环境被权力调制得谁不说假话、大话、屁话、混帐话谁就有毛病、谁就是异类，这种近乎逼良为娼的环境就会使谎言和虚假成为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如果人的价值和精神的表现是值得珍视的，但假如现实被安排成无德无才之辈依靠他们的精神劣势，依靠正直者不屑采取的诸如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等武器总是可以稳操胜券，而高尚心胸、美好气质、个人尊严的精神优势往往使人不仅处境困难举步维艰，而且总是招致祸端，那么，全社会普遍的人格低下和精神萎缩便会成为奖劣罚优的社会赏罚的必然结果......。
　　上面这一连串“如果”所显示的图景其实是几年前在谈这个问题时作的实录性描述，但至今并无实质性变化。事实上，现今社会赏罚的混乱甚至在许多方面的颠倒继续在扰乱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挫伤着人们本来就已经很贫弱的道德精神。人的天性要避苦求乐、趋利避害，如果因为社会的制度安排不合理，社会因赏罚机制上的问题而在事实上鼓励丑恶贬抑善甚至惩罚善，是不能指望大多数人超脱于强大的现实赏罚，不惜负载沉重压力承受巨大牺牲而去执着于善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伴随而来的不合理的社会赏罚在现实中以利和害为杠杆所起的逆向诱导作用，使得多数人对道德敬而远之。尽管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一些具有自由气质的人以不受功利羁绊的自由精神抵御这种逆向作用，然而敢于抗衡强大的社会赏罚而踏着另一种鼓点前行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可以在社会的道德沉沦中展现道德的光辉，但对于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来说，他们的影响是微弱的。至于说教性言辞，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就更不可能有任何作用了。
　　三．经由什么走出道德危机？
　　要摆脱我们陷身已久的道德危机，只能从引起道德危机的那些原因出发。首先，提倡的应是一种具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基础的道德。它应能针对着既有道德的缺失但又吸取了其中有益成分，应该贴近人的心胸但又能规范人的行为、合理而又可行，既符合现代精神又体现着人类恒久价值、传承着人类的道德公理。这需要一种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可以在对既有道德进行理性审视的前提下去探索新道德。第二，全面推进社会改革。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建立起防止权力膨胀、权力滥用和防止公权“私有化”的监督制衡机制，在经济方面加快市场化进程，从体制上对腐败现象釜底抽薪，使人民得以摆脱在面对腐败、面对权力不轨时的无奈感，使人民的信心得以恢复，而这样的信心无论对于重振道德精神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在全面的社会改革进程中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赏罚机制，以赏罚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去支撑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第三，改革教育制度，并真正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使每个人可以通过接受必要的学校正规教育而获得达到规范要求所需的起码的认知条件。只有从道德本身和社会体制以及教育这几方面着手，个人和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才有希望。 200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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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李长伟(游客)发表评论于2007-7-14 4:05:00

读完此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何谓道德。这可能是一个在此文之后必须加一追问的问题。肖的道德观，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就是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但这样一来，就非常容易把法律与道德弄到了一块，消弭了道德的本性，或者让人看不到道德的本性。

如果让我写作此文，我会在道德的条件和道德的本性之间作一清楚的分析，条件绝对必要，但条件不等于道德，道德在基于现实规范的基础上，应该与目的论论相联，也就是，道德总是向上的，而不是同法律一样是平面的，甚至说，法律的背后，就是道德。

今天中国的道德危机，根子在于市场环境下，旧有的偶像崇拜在不合理制度的支撑下的难以为继。但更深刻的危机，恐怕是虚无主义的危机。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虚无主义危机的存在使很多人怀念过去的毛的时代，并且，这种怀念很多并不是虚假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在市场环境中看不到人的温情与关怀，人人自利倒成了生活的规范。

所以说，在我看来，两种危机都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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