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两个奥运的精神，能否帮助推动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人们在庆祝奥运胜利时的必然思考。实在是巧合，奥运期间发生了三件与奥运精神很不协调的事。它们本来与奥运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发生在奥运期间，人们不能不“牵强附会”一番的。博主先不带自己言论地整理以下材料。按老习惯，后续思考，零星作评，慢慢充实吧，反正这里是自言自语。

一、奥运会成功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 奥运会成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访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

新华社记者邹云 任卫东 宗焕平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闭幕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应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

新华社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讲过“奥运精神”，即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您如何理解“奥运精神”对今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意义？应该如何使之发扬光大？

刘淇：在历时七年的奥运筹办过程中，广大奥运筹办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努力，不畏艰险，奋力拼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形成了以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奥运精神。奥运精神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了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诞生了“鸟巢”“水立方”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建筑，才有了一整套高效率的组织机构，才有了精彩的开闭幕式，才有了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队伍，才有了火炬登上珠峰的壮举，才有了平安奥运的成果。这些都是爱国、奉献、敬业、创新、协作精神指导的结果。

新华社记者：奥运期间，北京在环保、交通、安保、食品安全、城市环境整治、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了大量创新措施。北京将如何让奥运成果延续？

刘淇：奥运期间，北京市在城市运行的多个领域采取了大量创新措施，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空气清新，交通顺畅，社会祥和，环境优美。奥运会后，我们将根据首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这些措施加以完善，形成长效机制，努力巩固和发展奥运期间形成的好成果。市民希望北京“永远干净”，我们也做了保证，比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将继续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重点解决好黄标车污染治理等问题，确保北京质量特别是空气质量不滑坡。在交通方面，将继续坚持公交优先战略，加大财政对公共交通投入力度，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优化公交线路，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在确保安全稳定方面，坚持平安北京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维稳工作，不断提高广大干警依法办事、文明执法、柔性处理问题的能力，有效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外，在食品安全、城市环境整治、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方面，我们也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常态化、固定化，发挥其长效机制，使人民群众长期受益。……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9/19/content_10077161.htm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8年09月20日 00:24:00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19日电 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19日上午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这次大会和研讨班，是在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形势下举行的，这对于我们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的好形势，推动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

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9/21/content_10082147.htm

二、中央追究山西襄汾溃坝责任 孟学农辞去省长职务

2008年09月14日14:15 　 人民网　 　

新华网太原9月14日电 在9月14日下午召开的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君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同时接受孟学农辞去山西省省长的请求，免去张建民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人民网记者安洋9月14日太原电：今天上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同志宣布了中央对山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调整的决定，任命王君同志为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省长候选人，免去孟学农同志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附1：山西襄汾特大尾矿溃坝事故发生地：哀伤的塔儿山 
2008年09月17日 09:13:38 　来源：新华网 

灭顶之灾 祸起人为--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全记录 

新华网山西襄汾９月１７日电（记者 谢登科 刘铮 吕晓宇）

东出襄汾县城１３公里，就到了山西“９·８”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的发生地――塔儿山。中秋时节 的塔儿山，静静地耸立。除了山间的野花和虫鸟的鸣叫，几乎无声无息。

    原本翠绿覆盖的塔儿山，因长年开采，一些山体已经受到明显破坏。一片片裸露在外的山石，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塔儿山的哀伤。

    ９月８日一大早，位于塔儿山脚下的集市正在开张，周围的村民们正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活。这天，还是塔儿山铁矿发工资的日子，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们正陆续赶到办公楼里领取工资……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本是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逼近他们，约８时许，在人们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位于塔儿山半山腰的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塔儿山铁矿尾矿库，突然之间发生溃坝，高约５０米、总库容约３０万立方米的尾砂，如同疯狂的野马脱缰狂奔，沿途挟裹大量泥沙飞流而下，一瞬间吞噬了长达２公里、最大扇面宽度约３００米的３０．２公顷土地……

    这是飞来的横祸，更是一场噩梦。截至９月１６日１８时，溃坝已确认夺去了２５８条鲜活的生命。

    站在塔儿山的溃坝点上，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机声轰鸣的喧嚣矿区，此时已人去楼空。“老板已经被逮捕了！”望着空旷的厂区，市里的人们语气沉重。

    塔儿山铁矿原是太钢集团临汾钢铁公司在襄汾县境内的一个比较大的矿区，多年来的开采，使这里的资源已近枯竭，地质灾害严重，安全隐患多，事故时有发生，当地群众反响十分强烈。但是，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一片非议和反对声中，本应停产关闭的塔儿山铁矿，依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被整体拍卖给个人继续开采。早应该闭库或炸毁的尾矿库，被接替者继续拼命使用。

    “塔儿山上有丰富的矿藏，尤其是铁矿。”同行的当地人告诉我们。然而，正是这丰富的矿藏引来了疯狂、无度、掠夺性的开采，最终遭到大自然严厉的报复和惩罚。

    国土资源部门的专家解释说，垮塌的尾矿库坝基建立在原来废弃的尾矿库之上，选矿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违规渗漏排水，使尾矿库经常处于水饱和状态，事故发生前，违规向库内注水达７０００多立方米，最终导致了溃坝。

    无辜的人们成为了违法违纪者的牺牲品，令人痛心。眺望眼前的塔儿山，除了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停放着几台挖掘机，几乎无法想象几天前这里还曾经人头攒动。塔儿山上，一名头缠白纱的中学生说：“我是来找我姥爷的，他被冲走了。”

    山西“９·８”溃坝事故发生后，一位领导人说，出现这样监管不到位、影响恶劣的恶性事故，如不做出严厉的处理，无法向遇难者家属交代，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

    离开塔儿山时，远处传来一阵鞭炮声。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办葬礼的声音。不知道，这些遇难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能否使更多的人真正警醒！

附2：孟学农再辞职引发遭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讨论

2008年09月17日15:48 中国新闻周刊

　　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去职。这位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部级高官，又一次引发关于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和官员复出及其制度设计的思考

　　★ 本刊记者/王维博

　　9月14日，中秋佳节。从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故调查组传来的消息，却让人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截至9月14日，该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35人受伤。

　　同冰冷的死亡数字一同传出的还有另一则消息：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一纸令下，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谢幕。这位五年内两次去职的部级高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两次引咎辞职的部级高官

　　第一次引咎辞职前任职93天，第二次引咎辞职前任职377天

　　在中国政坛，“引咎辞职”的部级高官并不多见，短短五年内两度去职的更少。59岁的孟学农两次去职，引发了人们对这位仕途多舛的官员的关注。

　　其实，第一次辞职之前的孟学农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拥有工学硕士学位的他1969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1993年2月，未满44周岁的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副市长，5年后成为市委常委、副市长。2003年1月19日，孟当选为北京市市长，还兼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

　　让公众印象深刻的是，在记者见面会上，这位新任市长踌躇满志：“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

　　岂料履新仅93天，他就为SARS事件不透明负了责任。当年4月22日，孟学农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时，他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也去职。

　　2003年9月，孟学农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

　　2007年8月，孟学农“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1月22日，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

　　不料，这次任职377天，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再次将他拉下马。

　　一位专访过孟学农的资深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孟学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这个省长给人以幽默豁达之感”。

　　接受这位记者提问时，孟学农曾慨言，当省长，他最揪心的是矿难，而不是矿难对官位造成什么影响。“更多的是对矿工的生命的痛惜，对他们家属的愧疚。”

　　一言成谶，时隔半年，面对被溃坝夺去的200多条鲜活的生命，孟学农在全省干部电视电话会上道歉，“我作为一省之长、全省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向遇难人员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歉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

　　其实，复出之后的孟学农一直在努力解决山西发展与生产安全的关系，孟学农认为，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转型。

　　2008年3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述他眼中的山西现状，“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

　　对于转型之难，这位意图一展手脚的省长说，现在一讲给祖孙后代留一点煤，说是讲空道理；实际上作为有识之士，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然而，半年后溃坝就发生了，而艰难的“转型之路”尚未开始。……

三、 石家庄市长被提请免职　三鹿原董事长被刑拘 

金羊网 2008-09-18 08:56:58  来源:新快报
 
分管农业副市长也被罢免，相关人员受处分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北省委获悉，根据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冀纯堂市长职务。

此外，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１６日研究决定，同意石家庄市委提出的有关建议，在前一阶段事实调查认定的基础上，对部分“三鹿奶粉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作出组织处理。

初步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三鹿奶粉事故”目前主要发生在奶源生产、收购、销售环节。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向河北省委报告，建议经由相关法律程序，免去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的职务，同时免去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的职务。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１６日晚召开会议，已经按照有关法律程序，通过了对上述人员的行政免职决定。

鉴于对奶源质量监督不力，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１６日也被上级主管机关免去了党内外职务。

三鹿原董事长被刑拘 河北警方再逮捕两嫌疑人，刑拘22人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北省公安机关获悉，经过公安机关连续多日对三鹿集团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的深入调查，根据刑法第１４４、１５０条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刑事拘留。

据河北省公安厅介绍，经检察院批准，１７日又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截至目前，警方已经依法对28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其中逮捕６人，刑事拘留了包括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在内的２２人。

附：癫狂的市场  市场的癫狂　

作者：邋遢道人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了，自80年代中期施行利改税和企业自负盈亏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也有23年了。改革伊始，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癫狂事件接连发生。　　

从80年代中期的福建晋江的假药和河南巩县的假电线开始，假冒伪劣产品就层出不穷。记得当时几个人打牌，有人出错牌，其他人会说：“你这是啥梅花6呀，你这是‘晋江’梅花！”当然，嘲弄河南人造假的笑话更是风靡全国。广东的假饼干，山西的假酒，仅仅假奶粉就出现过两次。除了消费品，而且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也充斥市场。经济增长来自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很快用到造假上。前有苏丹红、瘦肉精，催膘素，今有三聚氰胺。至于给王八喂避孕药、给鳝鱼喂激素、给螃蟹喂保胎丸、给大米漂白、给韭菜、木耳上色、给用福尔马淋给海产品保鲜、给瓜果注射糖精、捞阴沟里的油做食用油……样样都离不开“高科技”。　　

不仅产品有假，而且医生有假，学校也有假。文凭有假，论文也有假。车牌有假，车票也有假。证件有假，发票也有假。记者有假，新娘也有假。警察有假，“专家”也有假。活人有假，尸体也有假[1]……假冒伪劣几乎遍布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领域。让人防不胜防，不知道能吃什么，不知道能用什么，不知道该相信谁。　　

中国造假之登峰造极，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的。　　

不是其他国家没有造假记录，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日本产”在国外市场就是低劣货的代名词。到七八十年代，这个旗号被台湾、韩国打起来了，日本货又成了质量高、品质好的代名词。从八十年代末至今20多年，韩国货、台湾货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而中国制造一直成为世界低质量产品的代表。国际市场是这样，国内市场更典型。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制造业大国和地区，国内用的商品并不比出口的差。这些国家都是经历了多则十几年，少则十年左右，就从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转向优质产品生产。只有中国持续20多年，不仅没有消减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渗透力越来越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研究。　　

为什么日本、台湾、韩国变了，中国总不变　　

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台湾、韩国在七八十年代制造低劣商品，制造冒牌商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工业化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往往从低劣产品和假冒产品开始。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工艺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就是想制造出优质产品也很困难。　　

其次，这个时期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支持低劣货和冒牌货。十几块一条的金利来领带肯定是假的，卖者和买者心里都门儿清，但交易照样成交。80年代，一个农民去买只能穿一年的便宜皮鞋而不去买一个正牌鞋，是因为他需要“拽”一下。去石家庄食品城批发饮料，同样大小的可口可乐有48元一箱的，也有28元一箱的，小贩一点也不隐晦28元一箱是冒牌的。其实，在很多偏远地方的农村，农民如果喝了正牌可口可乐一定会怀疑是假的，因为他从来没喝过真的。　　

第三个原因，由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带来的高效率使财富迅速增长，一些进入制造业和新行业的人很快发了财，而大批还没有资源和能力进入新产业的人会明显感到这个差距。原来的邻居看着傻傻的，结果跑运输三年盖起个三层楼，其他人能不想抓紧时间想办法？大家都往新产业钻，资源市场又有限，于是歪门邪道就越来越多。也就是新兴产业容纳人群的能力和贫富差距大小也会促成假冒伪劣产品和其他癫狂的市场行为。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转变了呢？　　

技术进步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尽量大的在新兴产业，包括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实现了就业，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度增加，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这会使国内市场对低劣和假冒产品的需求迅速减小，也使通过造假和其他违法经营的冲动降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基尼系数为24.9，韩国为31.6，台湾应该低于韩国，高于日本。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高潮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期东南亚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很高水平，但贫富分化依然很严重。1998年前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了5500国际元，这个数值差距并不大：韩国13286元，阿根廷11728元，泰国5524元，马来西亚7699元。巴西6460元[2]。这个时期泰国基尼系数为41.4，马来西亚为48.5，菲律宾为46.2，印度尼西亚为36.5，这个时期巴西基尼系数为60.0，墨西哥为53.7。[3] 这一时期，韩国和台湾低于人均2国际元的人口比重为2%左右，而印度尼西亚为66%，泰国为28.2%，墨西哥为42.5%，巴西为17.4%。[4]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来，由于韩国、日本、台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基尼系数在减小，贫困人口人数基本上没有了。因此，国内支持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大大萎缩，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或其它严重违法经济行为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人也就少了。而与他们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市场混乱程度就高于前面的国家。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查出大量奶农和中间商掺假，很多网友认为是把责任推给了穷人，表示气愤。其实，正是这些人才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动，富人们根本不屑干这个。查查其他惊心动魄的类似事件，都是小业主和农民犯事的多。　　

到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7740国际元，与1994年的阿根廷（8920）、巴西（5630）、韩国（10540）或者80年代末的台湾很接近了。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46左右，比同时期的韩国、台湾高出很多，与泰国等国家很接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东南亚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走了一条先假冒伪劣，后市场规范的道路，而中国沿着假冒伪劣的道路一直走了下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市场癫狂得让人目瞪口呆　　

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很特殊，一些制作假冒伪劣产品的手法，危害程度让人匪夷所思。从阴沟里捞脏油提炼出食用油，在食品里添加危害健康化学原料还可以想象，而杀人卖钱的生意都有人敢做[5]，山西和很多地方的煤窑、砖窑竟然捡起在中国消失了2000多年的奴隶制。中国市场经济的癫狂程度确实让人目瞪口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专家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西方长期‘重商’，一直是交换充分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这个说法也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经济。市场自身具备解决所有经济、社会弊病的能力。而且，中国人道德约束很严重，几千年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奴性严重，胆小怕事，脑子里“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专家们告诉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出路在于彻底解放思想，向西方拼命学习，加快市场化速度。　　

古代不是市场经济，解放后又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历练，没有商业头脑。因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凡是没有命令禁止的就大胆干”。这些话听起来逻辑严谨，顺理成章。可假如中国人确实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生手，这样忽悠还有点效果。如果中国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熟手，恐怕就要出乱子。　　

事实恰好相反，王小强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曾经论证了一个道理：　　

在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全世界只有中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下面把这个论证简述一下：　　

交换来自分工的发展。恰好是小农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农业时期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小，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劳动力人数少则一两个，多不过七八个。因此，这样的经济体不仅不可能包揽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也不可能生产包括盐、药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甚至连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也很难种全，且不说金融、教育服务行业了。小农经济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才能够“自给自足”呢？是西方整个农业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和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这些庄园小的十几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农奴。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包括几乎所有当时需要的手工业，种植大部分必须的农产品，甚至包括当时可能的服务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有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才需要与外面进行交换。　　

中国的精英们对于分工和交换的简单逻辑都不能分辨，竟然编造一个“男耕女织”就满足整个农业时期的分工，确实也太富于创造精神了。　　

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则，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育完整的市场经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所有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都是允许交换的；度量衡是统一的；交换的媒介——货币体系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换任务的。　　

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自秦“除井田，民得卖买”，土地就允许平民参与交换，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无论商人、地主、农民都可以买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描绘。同时期待西方，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主要通过“赐封”和“褫夺”。英国1290年在欧洲首先颁布了“买地法”，但买卖只在贵族和教会之间进行。西方“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许参与土地交易。一个最基本生产资料都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经济，怎么称为市场经济？　　

同时，中国古代雇佣劳动很普遍。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地主的土地上和作坊里以自由人身份打工挣钱。一些贫困农民在农闲期出外做佣工更是经常的事。但西方无论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主要劳动者是身份不自由的农奴，他们与主人之间并不是雇佣劳动关系。　　

充分发展的市场交易需要统一的度量衡才能进行。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 法国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才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公元前两百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就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货币的币材差别。是否使用可以大量发行的，小面值的货币，是判断市场交换是否充分的识别仪。中国除了用金、银等贵金属做币材，最常见的币材是铜，宋元时期甚至还发行过纸币。但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后，一直只有金、银两种币材。没有小面值货币，日常生活的交换：买个油盐酱醋车轮扫把牛笼嘴就无法进行。中国宋代动辄铸币数十亿枚，流通铜钱不会低于百亿。到1912年，流通铜钱有近300亿枚。这充分保障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交换需要。西方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小额交换很少发生，必要的交换只发生在大宗货物和奢侈品交换上，所以只有金、银就够了。现在看电影描写古代西方人随便在小酒馆里喝个小酒，或者在小铺里买个小东西的场面，基本就是瞎编的。因为买方根本没有可以支付这么小面额的货币。总不能买个烧饼用天平分割一块黄金吧。　　

经济体的分工是市场交换的基础。古代中国以细小的家庭为经济体，无法实现充分分工，需要发育充分的市场体系得以活动。于是中国古代市场允许所有资源交换，度量衡统一，有完善的货币体系。古代西方以人口数量大的庄园为经济体，内部分工充分，对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换不迫切。其市场发育程度与其经济结构也是配套的。 　　

这样一分析，显然中国人才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从骨子里都习惯这一套。几千年的习惯不会因为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就忘记了。把中国人忽悠的以为自己根本不懂市场经济，因此必须“补”市场经济这门课时，会产生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疯狂冲动，一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再加上一些官员和专家在后面催促，什么“人人为自己加起来就是为大家”，什么彻底解放思想，“只要没明令禁止的就可以干”，什么“不盈利的企业不道德”，于是政治权利、人身自由、贞操、廉耻、尊严、亲情……几乎所有东西在中国都成为商品，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交换，达到了现在的癫狂高峰。　　

拿奥运会打个比方：一个雅典奥运会山地自行车冠军改练了几天游泳，在要求他重练自行车时，一顿迷魂汤使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摸过自行车，想赶上别人可要加倍地练！”——拥有良好的技术底子配合上癫狂的情绪到了北京奥运会赛道上，半路不翻山沟才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特别癫狂的主要原因。　　

能靠加强监管整肃出个好市场吗？　　

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市场上出的问题都是因为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府监管机构办事不力造成的。如果该整治的都有法律，执法部门还工作努力，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　　

加强立法和监管当然会减少类似事件发生。但需要的是成本和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整治。　　

先说成本。看到很多资料都说中国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高，政府部门太大，比美国还高还大。据香港中评社报导：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丶英国的4.19%丶韩国的5.06%丶法国的6.5%丶加拿大的7.1%丶美国的9.9%[6]。这里就有问题了，如果中国现在管理成本就这么高，要治理市场规范就还得提高。政府受得了吗？　　

如果查一下资料，会发现其实中国政府管理费用并不高于美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并不说明问题，可信的应该是行政管理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不足20%，因此行政管理费占GDP比例为3.6%。而美国联邦、州加地方政府总支出一直是GDP的一半左右。9.9%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就达到4.95%，比中国高38%。而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大，因此实际管理费用也不会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西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管理还有一块花在诉讼上。美国每年诉讼费用大约在3000万美元以上，而且逐年增加，占GDP比重始终在2-2.5%。而中国人在诉讼上花钱就少得基本可以不计算。也就是说，美国管理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总成本大约为GDP的7%左右。　　

市场经济从来都是需要管理的，也就是玩市场经济是要花成本的。美国对市场经济的监管算是严格的，但照样出监管不到位的事情。美国很快将点爆的信用违约掉期风暴，政府就根本没有监管到位，甚至没有监管。　　

中国要认为能够通过加大监管力度能解决问题，首先要算算钱够不够。目前中国广大农村每万人行政管理人员非常低，治安混乱，管理不到位情况很严重。再扩大队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要考虑。目前，中国监管机构的腐败问题并没解决，甚至日益严重。这次三鹿事件就是例证，一直被评为质量第一的企业，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才视察离开几个月，就暴露出这么大问题。究竟是疏忽还是有猫腻，很难讲清楚的。　　

腐败问题不解决，再多的管理者，再严格的法律都没有作用。要是解决完腐败问题再解决市场问题，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彻底扭转“市场经济万能”的迷信，进行一次符合实际的“思想解放”运动，变“不争论”政策为开展一次关于市场经济，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争论，把此前专家们忽悠出来的东西都拿到阳关下晒晒，辨一下是非真伪。只有破处了迷信，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才有作用。　　

相反，在政府和民众都处在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在“除了没有命令禁止的都可以干”的口号下，即使毒奶粉没了，毒饼干很快就会出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9/51195.html

四、贪污2.6亿不被判死刑需要一个理由

2008年09月17日 07:5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海南华银”、“大连证券”这两个倒下多年的金融机构再回人们关注的视野。近日，被称为“中国金融第一案”的石雪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落槌。石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海南特区报》9月16日)

　　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辽宁大连证券公司董事长石雪，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2.6亿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另外伪造金融凭证企图诈骗央行14亿元、非法集资24亿元，此案被人们称为“中国金融第一案”。同时，贪污2.6亿元获死缓，创造了“贪官不死”与司法量刑“通货膨胀”的最新纪录。

　　贪污数额是贪污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如果贪污2.6亿元都判不了死罪，那么今后还能有多少贪官有死罪的“资格”呢？ 如果说贪污2.6亿元也有不死的理由，那么请告诉公众究竟是什么理由，以至于检察院都不能接受这一判决提出抗诉。有重大立功表现吗？没有；有明显的从轻情节吗？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及。 海南高院的终审裁定说，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这种高度原则性概括，可以适用于任何一张判决书中，但还是没告诉公众2.6亿元为何不判死罪的理由。古时曾用“莫须有”的理由惩治无罪之人，难道今天我们能够以疑似“莫须有”的理由，对一个、以及大批犯有大罪的贪官实施“宽严相济”？难道不需要告诉人民，“定罪准确”，“准确”在哪里？“量刑适当”，“适当”在何处？

　　我们老百姓不如司法人员更懂得法理，对于某些匪夷所思的司法现象也许只能以常理提出质疑。所以，“法理”面对“常理”时才更应该说出所以然来，更应该以“理”服人，而不是仅仅以“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或“宽严相济”简单地阐述一下。贪污几百万元、几千万元可以“宽严相济”，贪污2.6亿元仍能“宽严相济”——“法理”说贪污数额不是唯一的量刑依据，刑法中对于贪污罪量刑的规定也是“上不封顶”；那么，由此推及的话，明天、后天如有十亿元、数十亿元、上百亿元的贪官现身，是不是仍可依照“上不封顶”原则、仍可实行“宽严相济”呢？既然贪污数额不是唯一的量刑依据，2.6亿元的贪污犯罪可以“宽严相济”，那么超出2.6亿元的贪污犯罪为何就不可以呢？

　　假如我是贪官，既然贪污几百万元是死缓，贪污几千万元、上亿元也是死缓，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少贪几笔与多贪几笔既然都是一种结局，何乐而不为呢？

　　一方面是反腐败的形势十分严峻，贪官们就像割不掉根的韭菜一样“前腐后继”；另一方面，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无限度地“宽严相济”，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是有利于惩治腐败，还是纵容着腐败？

　　《检察日报》的一篇题为《“中国金融第一案”何以发生》评论文章说，“一切贪欲熏心之徒在目空一切地非法肆意攫取不义之财的同时，等于一砖一石地给自己建造一个地狱。年仅45岁的石雪贪婪可悲的人生，不正应验了这一真理吗？”呵呵，“可悲”是确实，但谁也说不准石雪们这会儿是不是坐在“地狱”里正偷着乐呢。(马涤明)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17/content_100477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