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记中提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高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命题旨在为思维，也为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限，一条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

    我们的素为是有限的，我们的语言同样是有限的，面对有形无形的世界，面对世界中的神秘非神秘，保持我们自身理智的清醒，对我们的以知保持一份谦逊，对我们的未知抱有一种敬畏，对我们探索未知的意愿，拥有一份理智的克制，不至于出现一种理性的自负。关于教育，我们同样面临着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但着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

    时下，有不少年轻后学试图把复杂性理论引入教育研究，这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问题在于，引进复杂性思维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复杂性理论，否则，这种套用的结果恰恰可能是教育问题的简单话，在我看来，复杂性理论对教育思考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教育的思考本身就应该是复杂的，复杂性理论所表明的与其说是一种思维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态度，一种审慎地对待教育现象，把握教育问题的态度。

    王蒙曾这样说：“凡是把复杂的问题说得想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百着，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确实，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这需要我们更审慎地思考。如此说来，番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言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把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那言称教育改革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者，也许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改革利益的最大受益者。